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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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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3-30 09:57

本文作者:关涛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外语部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世纪》”年代欧美兴起的新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形成不仅有当时现实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且有其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来源。肖瓦尔特在《新女性主义批评》中指出:“如果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它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和改造了各家文艺理论的精华来完善自己。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文艺世界最有力、最令人振奋和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引入了女性阅读的视角,重新组织人们对历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实践进行审视和思考。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男人总是被认为代表着整个人类,而女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男性作者想象的投射。从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两面,或是礼拜,或是诅咒。正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其所著《第二性》中指出的:“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她把女性放到漫长的两性关系的历史中来看,指出了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和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是怎样铸造了历史性的女人,使女人朝着男人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塑造自己,从而变成了所谓的“女人”,即人类的“第二性”、“次性”;也就是说,男人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是男性父权制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她们合作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研究了西方19世纪以前的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旨在揭露这些作品中包含的男性家长制的思想意识以及它给文学传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她们发现,在历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传统中,无论是经典作品还是通俗作品,几乎所有的男性作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把妇女理想化为两个极端的形象。一种是纯洁美丽、顺从忠实的理想女性或“天使”。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男权社会规定女性的力量和才智不是为了统治和战争,也不是为了发明和创造,而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父权制要求“天使”的存在只是为了铺垫男人们的故事和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却不允许她们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而这种没有自我的生活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相对于“天使”的反面形象是风骚凶狠、自私自利的“妖女”或“恶魔”。她们不择手段地诱惑男人,吸取他们的能量直至置之于死地。在创作“妖女”的过程中,男性作家明显地流露出了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性的厌恶和恐慌。她们的才能和智慧以及独立自主的意识被视作是不健康的、邪恶的和危险的,就连女性的生理性本能也一致被男性作家同堕落、疾病和死亡划上了等号。因此,“妖女”成了一切灾难的祸根。然而,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眼里,所谓“妖女”,根本上是指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爱敢恨、敢做敢为的妇女。她们拒绝充当父权制为她们规定好的“天使”的角色,反抗男性统治,争取自我,并试图取代男人的位置,这正是男人们惧怕“妖女”的真正原因。

英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特雷6伊格尔顿曾在《后结构主义》一文中指出了男性对女性的这种恐慌。女性作为人类的整整一半在历史上无时无刻地不被当作一个不完全的存在,一个异己的下等存在而遭受排斥和压迫。这种歧视妇女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说这种幻觉一直是被男人不断获得的物质与心理利益所保持的,它也是被一个由恐慌、欲望、侵略心理、受虐和焦虑组成的复杂结构所保持着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发现,二元对立是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模式,而且,两个对立项并非是平等的。男人P女人这个二元对立项也不例外。法国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惟有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要颠覆传统,就“必须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其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后结构主义虽然对男女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了“解构传统二元对立”这一高度上,但它仍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它把一切都归结为语言,认为本文不断靠自身发生作用,不断分解自己,完全排除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拒绝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而新历史主义在这一点上与后结构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关系到一种政治的责任感。要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必须把它重新放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了解它产生和形成的条件方式,了解它怎样形成自身的特点,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也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试图使文学再次与具体的现实对应起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正是吸取了新历史主义的精华,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放到新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对传统的男性统治的批评和理论做纠正、修改、补充甚至发动进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对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霍桑及其《红字》的评判即属此类。霍桑在《红字》里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羡慕不已的女性形象)))海丝特#白兰。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卡罗林G#海尔布伦(CarolynG.Heilbrun)称海丝特为美国小说中的“女性中心形象”;朱迪丝#弗来尔(JudithFry-er)认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这大概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海丝特看起来更像是2”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的缘故吧。一个沉重的话题经常浮现在海丝特的脑海中,那就是“生存和幸福对于女人来说,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她认为:只有推翻现存的社会上的一切制度,建立新制度,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世俗的男性统治中心的习惯传统,女人才有可能为自己设想一个平等的、合适的地位。

但更多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霍桑不过是一个正统的男性家长制的支持者,他对海丝特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出他自己的一种矛盾心理,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艺术家,但同时更是一个男人。作为艺术家,他对女性表示同情;但作为男人,他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因为男人始终不会处在女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中去体会只有女人本身才能每天都感受到的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极其微妙的歧视。这也就是男人搞女权和女人搞女权所不同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逐渐放弃了对传统文学经典中男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而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被男性中心文化传统所埋没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之上,并由此产生了美、英、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对“什么是女性的写作”这一论题的不同观点。随着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挖掘,一系列的问题也因此被提了出来。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不要建立自己单独的理论?建立在其它那些非女权主义的男性批评理论基础之上的女性批评能否和其它批评方法平起平坐?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都认为必须建立一套特殊的、统一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肖瓦尔特指出,女性文学允许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运用、吸收其它的理论。开放、多元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原因。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的认识。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奠基石和敲门砖,它为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新历史时期的妇女创作创造了更适宜的气候条件,使女作家们第一次能够郑重其事地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向男性统治挑战并对格式化的生活方式进行抵抗,使她们能逐渐独立地进入一向由男人控制的文学领域,通过自己的写作唤醒越来越多受歧视、受压制的姐妹去争取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并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的认识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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