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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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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3-28 17:14

本文作者:张文曦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Frye,1912-1991)因撰写《批评的剖析》而成为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界最富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构建的系统而又科学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不仅整体地把握了文学的类型和演变规律,而且结束了新批评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诺斯罗普•弗莱对自己祖国文学的热爱和关注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正如在《灌木丛———关于加拿大想象力的文章》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及的那样,他“在主要涉及世界文学、面向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体而从事写作的生涯里,却总是根植于加拿大,并从中汲取养分,带上它本质的特征”[1]。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诺斯罗普•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进而阐释弗莱对文学传统和文化心态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加拿大文学现存问题的担忧。

一文学特性之诉求

面对各种对加拿大文学的质疑,以及被问及类似“加拿大有文学么?”等问题时,弗莱明确指出,加拿大文学虽然不及欧洲文学源远流长,与美国文学相比也缺少一些多样性和先锋性,但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加拿大就已经存在着丰富的文学形式,并保存着自己独有的发展轨迹。如今,面对美国文学的蓬勃发展,加拿大文学更要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学特性,才能免于被邻国强势文化吞没的命运。而作为一名真正的加拿大诗人不能仅限于创作美妙的诗句,更重要的是要怀有对自己祖国文学的认同感。面对众多加拿大本土作家因在国内经营惨淡而选择迁居欧美的做法,弗莱严厉地指出“如果加拿大诗人有意识地试图避免成为加拿大人,那他将无法成为任何人。这在音乐和绘画领域也许适用,但对于诗歌来说,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公民:他被语言所限制,并只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繁荣发展。”[2]实际上,“文学批评并不是外在于‘文学’的,与‘文学’呈现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实体,而是就在‘文学’之中,在生成‘文学’的过程之中。”[3]弗莱在担任《多伦多大学季刊》的“加拿大文学专栏”主编之后,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有了更加深入的看法。弗莱立足于本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中肯地分析,并始终孜孜不倦地寻找足以让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坛站稳脚跟的“加拿大文学特性”问题。直到1971年,弗莱在《灌木丛———关于加拿大想象力的文章》前言中针对这一问题首次做出了全面解答。他首先提出,加拿大身份问题总是被人误解为可以诠释加拿大的特性,而实际上,“加拿大身份问题主要是对文化的或想象力方面提出的问题。而想象力总会是有根源的,总是会被严格的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4]

因此,加拿大身份并不能真正代表并解决“加拿大文学特性”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地域问题。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群体的身份(即相同性)可以简单地代替一个国家的特征,它仅可代表这个作家所处的环境。一名作家成长的环境局限了他一生的写作特点和观察事物的角度。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原野,每天面对无限延伸的地平线的人,他的想象力必然会和日日穿梭于茂密森林和连绵起伏的山峰中的人迥然不同。而一个国家的特征是由来自不同地域作家的共同性集合而成的。因此,弗莱又提出了另一个名词———共同性(Unity),并将其与之前的身份一词,即相同性(identity)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共同性”和一个作家群体具有的“相同性”是不同的。“共同性”通常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目的在于同其他国别相区分,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名词,如加拿大共同性(CanadianUnity)是指加拿大公民区别于其他国家公民而潜存的一种共同的特质。而加拿大相同性(Canadianidentity),即所谓的加拿大身份,是一个在想象力方面本土化和区域化的名词,它从根本上是为文化服务的。一个人的想象力并不囿于某一个国家,就像两个不同国家也会在想象力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一样。因此,加拿大相同性是加拿大不同地区人们的想象力相互结合的产物。而加拿大共同性和加拿大相同性是相互支撑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把前者转换成后者,将会产生一种地区性的独立,即现在所说的分裂主义;如果把后者转变为前者,则会产生空洞的文化爱国主义。由此看来,“政治意义上的共同性和想象力上的本土化之间产生的张力才是‘加拿大文学特性’的真正含义。”[5]

二文学传统之功用

在弗莱撰写的一百余篇对加拿大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多次提到了文学传统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加拿大诗歌的产生起到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弗莱关于文学传统功用的讨论,也是他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弗莱始终认为,加拿大与欧洲宗主国之间的文化传承早已变得微乎其微。加拿大诗歌在经历了几个时期的转型之后,已经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传统。弗莱曾经提出,“文学会有生活、现实、自然和你想要加入的内容,但文学形式并不能存活于文学之外。就像奏鸣曲和赋格曲不能在音乐之外存活一样”[6]。由此可见,任何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是不可能凌驾于文学传统之上的。当诗人经历一个新生活或新环境的时候,这些新鲜的东西也许会为诗歌创作注入一剂新鲜的血液,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个诗歌的根本形式。诗歌的形式只能来源于其他诗歌。通常情况下,诗歌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是表面上显而易见的诗歌内容和题材,而另一个则是诗歌的形式,即传统结构。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是通过寻求具有启示意义的意象来完成的。这种诗歌在形式上是原始的,有隐喻的,有些类似于谜语和咒语。因此,加拿大诗歌的形式同样也只能扎根于加拿大自身的传统之中,即在加拿大神话的原型中加以形成。当人们寻找加拿大诗歌的特质,阐释诗人对特殊环境的反应时,他们在寻找的实际上是神话的特质。既然加拿大早已中断了与欧洲文学的联系,那么加拿大的神话要从何而来呢?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弗莱所理解的神话(Myth),实际上是故事、情节或者叙事,在人类社会抽象思维尚未形成之前,文化只有故事的形态,而最早的故事即是关于神祗的故事。”[7]

因此,弗莱认为在加拿大,浪漫的十九世纪的诗歌传统具有一定代表性,因为那时的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在与印第安人的文化鸿沟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印第安人源远流长且包罗万象的神话传说正是加拿大诗歌发展的重要源头,并逐渐被加拿大诗人加以运用。比如,《希帕斯诗集》(Se-passPomes,1955)中所运用的创世纪和太阳神等都属于印第安人神话中的一部分。著名加拿大诗人伊莎贝拉•克劳福德(IsabellaCrawford)的长诗《马尔克姆的凯蒂》(Malcolm’sKa-tie,1987)是加拿大神话诗歌的典范。因对神话的成功书写,她被学者詹姆斯•里尼(JamesReaney)誉为深刻的神话时代的诗人,“因为她书写的是‘整个关于印第安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神话,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考虑怎样把诗写的真实可信,而把诗写得可信只是些低俗层面上(即现实)的东西’”[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弗莱真正关心的并非神话塑造诗歌的原则,而是每一个诗人自身具有的某种独特的想象力结构,就像他的字迹一样是无可替代的。通过对自身想象力的不断建构,诗人就会创造出以神话结构为中心的诗歌来。而这些诗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诗歌,也就是批评家们想要了解的其作品想象力的关键。由此可见,文学传统的功用一方面是要诗人在传统构架内部进行创作从而建立诗歌自身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要求诗人围绕核心结构,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从而保持诗歌创作的流动性和传承性。应用到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就是要求每个加拿大诗人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对加拿大诗歌加以应用,创作出既传承加拿大文学传统,又不失时代性与先锋性的诗歌。

三“屯田戍边”之文化心态

加拿大幅员辽阔,而人口却十分稀少。80%的国民居住在不到十分之一的领土中,而其它国土则是由大片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和浩瀚无际的原野覆盖。让人无奈的是,即使是这小部分适宜人类居住的栖息地也大部分被山川与河流分割成孤立的区域。分散的孤栖之地让通讯成为加拿大生产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沟通方式成为加拿大人最为关心的话题。这一片片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空旷地带在心理上和文化上都给加拿大人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样也反映在了加拿大文学作品中。以加拿大著名诗人普拉特(EdwinJohnPratt)创作的诗歌为例,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1965年首版)的结束语》中提到,“普拉特在其诗歌里,充分表述了各种交通工具、通讯手段对他的魅力,他最擅长描写的不仅有巨大的轮船和火车头,还包括通讯媒介、雷达、潜艇探测及无线电信号,在战争诗中,更追求豪言壮语对战士们的鼓舞力量。”[9]

此外,连接东西方的铁路建设工程,也为普拉特的诗歌创作《最后一颗道钉》(TowardtheLastSpike,1952)提供了主题。面对奇特绚丽的自然风光,大自然毋庸置疑的成为加拿大诗人们最为衷情的选择,实际上,这也是加拿大人对与自然沟通十分关注的一种表现。例如,加拿大早期作家如兰普曼(ArchibaldLampman)、卡门(BlissCarman)、罗伯兹(CharlesRoberts)以及在绘画领域的“七人组”(GroupofSeven)等均表现出对自然的关注。通常情况下,诗人们对于这一主题,倾向于描写人与自然之间相映成趣的和谐场面。例如,中国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体现的人在大自然中的自由清闲以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杂咏》(LinesComposedaFewMilesAboveTinternAbbey,1798)中对大自然的优美景色的赞叹等等。而这些美妙的情感在加拿大文学中却很少出现。雄伟的落基山脉和前寒武纪的冰盾给加拿大诗人和画家留下的仅是粗犷的色彩和棱角分明的节奏,而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它极其缺少人性的孤立状态,即“对史密斯来说是‘一个孤独的荒原’或对道格拉斯•勒潘(DouglasLePan)来说是一个‘没有神话的国家’”[10]。在加拿大文学想象中,对于自然的征服是险象环生的。想象力中充斥的对自然极其恐惧的情调逐渐在人们心灵中变化成了对危险背后未知事物的恐惧。试问,世界上还有第二个民族在意识中掺杂着如此多生疏的、难以捉摸的、未被人们充分理解的东西么?

弗莱对加拿大想象力发展的特点曾经进行了精准的总结:“一处处人数不多又彼此分散的居民群体,四周为自然的及心理的障碍所围困,由于美国的和英国的文化这两大源头隔绝;这样的社会按其独特的人伦规范安排全体成员的生活,并对维系自己群体的法律及秩序非常尊重,可是又面对着一个庞大冷漠、咄咄逼人的可畏的自然环境———这样的社会必定会产生一种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屯田戍边’的心态。”[11]在诗人普拉特的很多诗歌中,人们就总是处在一个紧张、密集的群体之中。普拉特将与自然抗争的人们赋予高贵的人性。他们虽然能在危难面前表现出富有自我牺牲的高贵品德,但他们真正惧怕的是脱离群体和孤立无援。

四诺斯罗普•弗莱对加拿大文学之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弗莱在诉求加拿大文学特点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对加拿大文学发展造成巨大阻碍。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其说是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担忧,毋宁说是弗莱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指出的一条清晰明确的方向。首先,弗莱认为“殖民统治对加拿大来说,是其想象力根基的冻伤,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拘谨,这里并非指的是在两性方面的保守,而是本能地去寻找一种约定俗成或平凡的表达方式。”[12]

在殖民统治时期,仅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省的加拿大,其文化发展和强大的帝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帝国的巨大影响力让加拿大诗人要么盲目地一味模仿欧洲大陆的优秀作品进而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特征;要么就为了取悦欧洲读者对这个冰雪之国的猎奇心理而扭曲了加拿大本来的面目。至今,在加拿大诗歌中仍旧能够看到很多诗人对诸如像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邓恩(JohnDonne)、艾略特(T.S.Eliot)等欧美文学巨匠的拙劣模仿。弗莱在评论这些诗歌时提出,如果只是单纯地模仿而缺少真正吸引读者的特质,加拿大诗歌将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从先人的作品中吸取优秀的品质为己所用才是真正的诗人应该做的事情。曾经的殖民历史给予加拿大的影响还不仅于此。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加拿大诗人并不拥有语言的选择权利。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他们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自己所处环境的语言来进行写作。因为诗歌无法得到独特的“加拿大语”作为文学发展的物质支持,加拿大的文学发展的初期就不得不向欧洲看齐。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以旧换新的文学方式对加拿大文学来说有益无害,但弗莱指出事实并非看起来这么简单。加拿大诗人如果一直使用有着上千年规章制度的欧洲语言写作,他的诗歌将永远无法改头换面。而加拿大文学本身也根本无法真正地进入欧洲的文学传统之中,盲目地夸大加拿大与欧洲的联系是不可取的。殖民地的人们只有能够像美国人一样代表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在宗主国面前才会更加受到尊重。因此,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摆脱欧洲的制约是加拿大人迫切的希望,但确立并寻找自己的文学传统是摆在加拿大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摆脱旧秩序的限制?如何在独立自主的北美大陆上建立一种足以与美国文学抗衡的加拿大文学传统?这是弗莱对加拿大文学未来发展的担忧,也是弗莱对加拿大文人未来工作重心的建议。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并于此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13]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密切相关的,伟大的文学是在伟大的社会中由那些朝气蓬勃的社会精英们所创作出来的。正是基于此缘由,弗莱在1960年之后,在对加拿大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显示了弗莱对加拿大文学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思考。与其简单地从现象出发挖掘这个国家文学发展的脉络,不如从根源入手,探究其文学发展形成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更好地了解并解析加拿大文学的发展未来。

诺斯罗普•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加拿大文学评论家马尔克姆•罗斯曾经说过,弗莱“把握了我们民族的所有焦虑,我们所有的道德和形而上的关怀,我们对艺术的本质以及目的的所有批评性的和形式上的质疑,他重新规划了一些东西,使其具有新的品格,把它们变成一个伟大的大全”[14]。弗莱不仅明确地把握住了加拿大文学的特征,更提出了加拿大人戍边文化心态对文学想象力的影响。在肯定加拿大诗人对神话诗歌写作做出努力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加拿大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将影响加拿大文学发展的未来。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严肃客观的文学批评家,更是一个忧心忡忡,对自己祖国文学发展方向牵肠挂肚的老人。可以肯定的是,诺斯罗普•弗莱一生的学术建树将成为加拿大文化历史中无价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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